具体而言，应当以行政活动作为核心概念，由此形成总则、行政组织、行政活动、行政程序、政务公开和数据治理、行政监督与问责、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共七编的体例框架。
独立宪法解释不依附于合宪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因此须呈现为一个形式化的人大常委会决定。合宪性审查的基准将不限于《宪法》本身，而是可以有条件地扩展至其他法律渊源。
前几年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宪法与民法之关系的议题在上述背景下经历了又一轮辩论高潮。（2）《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如民法——的关系。但此刻开始出现观念分化：眼光局限于《宪法》至上性的人，将《宪法》性——也就是宪法性——等同于位阶至上性，所以反对宪法性法律这个称谓。但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呼吁重视宪制性人大立法的声音早已有之，宪法具体化的相关讨论却逐渐偏离宪制性人大立法这个固有对象，扩大到《宪法》与诸多部门法之关系上。[34]童之伟：《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进入专题： 宪法性法律 宪制性人大立法 形式宪法 实质宪法 。民法的渊源多种多样，在我们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以制定法形式呈现的民法可谓数量庞大，如今有了《民法典》，但也还有《著作权法》《企业破产法》，等等。因此，从合宪性审查者的角度出发，较为恰当的策略是，承认宪法惯例的存在，认可它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辅助作用，而不将其作为独立的效力渊源予以强制实施。
[28]Art.1 de la Loi constitutionnelle n°2005-205 du 1er mars 2005 relative à la Charte de l'environnement, JORF n°51 du 2 mars 2005. [29]构成1875年宪法的三部宪法性法律是：（1）1875年2月24日关于参议院组织的法律。相应地，宪法学说由于从绝对民主的实质脉络中脱离出来，开始全面关注宪法的规范形式。参见周伟：《论宪法的渊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这一特征符合学者从效力渊源角度对宪法渊源的定义，即宪法渊源指的是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来源。
即使在1875年的三部宪法性法律中，也可以看到相互转致的痕迹。[26] 前述宪法渊源理论源于立宪运动以来的近代传统，受到制宪权观念的深刻影响。
归根到底，现代成文宪法的最高性，决定了宪法规范体系的封闭性。其理论的系统性具有扎实和丰富的宪法渊源实践基础，既结合了法国不同时期颇不相同的宪法渊源实践，也在横向上比较了英法美所代表的不同模式。[52]韩大元：《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68]雷磊：《重构法的渊源范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随着近年宪法审查的推进，宪法渊源问题的潜在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它涉及审查活动据以进行的依据，在学理上厘清宪法渊源的概念并解决相关争议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法国的法源学说从维护形式法治出发，致力于服务法体系的统一性，这也是必须维护宪法形式封闭性的直接原因。因此，审查机制最终丧失维护宪法秩序的功能并结出宪法虚无主义的恶果。一方面，基于整个法体系的统一性而避免使用宪法渊源的术语。
即使在政治实践中，比如政协章程，在1982年重新起草[54]和2018年修改过程中[55]都非常注重与宪法保持一致，尽管谈不上对其进行宪法审查，但合宪性一直是这些文本所努力恪遵的标准。[32]否定性见解不乏实践基础，因为1958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曾就此明确表达否定意图。
但宪法委员会为防止受到旧制度时期恣意审查的批评，非常谨慎地确定其内涵，在承认某项新原则时总是施加严格的教义性限制，[40]这些原则必须源于共和政体的立法（législation républicaine），[41]必须根植于共和传统并且具有连续性（未遭后继共和立法的否定）[42]和普遍性[43]，2013年以来的判例还进一步要求其必须与基本权利与自由、国民主权或者公权力的组织相关。不仅宪法教科书如此，民法教科书亦如此。
法国的宪法渊源理论和实践呈现形式封闭性与内容开放性两个特征。其学说在两个方面颇值得注意。在法国现行宪法中，所谓宪法不仅指1958年宪法，还包括1789年人权宣言、1946年宪法序言和2004年环境宪章。总体而言，对于我国的宪法审查依据，宜作减法，而对于审查对象，则宜作加法。宪法修改在形式上分为修正和修订两种不同情形。但显而易见，不成文宪法论虽然注意到了宪法僵化的潜在问题，却走向了错误的方向，由此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制造出更多问题。
参见张庆黎：《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6版。我国在1949年至1954年过渡时期的宪法性文件如前所述包括三大宪章，而当下则有学者将政协章程等纳入宪法渊源。
[11]近现代以来，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成文宪法模式，我国自清末立宪以来也走上了不断制定成文宪法典的道路。首先，值得辨析的是宪法修正案的地位。
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回到宪法审查中处理好《宪法》与各类下位规范的关系。因此，就必须进一步收缩宪法渊源的范围，只有体现制宪者至上意志的成文宪法典才能成为唯一的宪法渊源，而具有宪法内容的普通法律、惯例、条约等均须被排除在外。
第二，规则本身在文本载体上具有多元性，即它们出现在复数而非单一文本中。[23]Maurice Hauriou, Précis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 1930, p.74. [24]Joseph Barthélemy, Pré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 Librairie Dalloz, 1932, p.107. [25]Maurice Hauriou, Précis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 1930, p.24. [26]Raymond Carré de Malberg, 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 , Economica, 1984, p.107. [27]俞飞：《以色列宪法革命初探》，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6期。其更在立法和审查等工作职责以外，具有政治机关、权力机关、代表机关等多种身份，[70]因此可以使规范审查有效促进民主并适应社会变迁。[49]V. Jean Gicquel, Essai sur la pratique de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 L. G. D. J., 1968, p.31. [50]何永红：《宪法与宪法惯例的区分》，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
2005年修宪在该句末尾的句号前增加，以及2004年环境宪章中所明定的权利和义务。[2]参见喻中：《政治惯例：成文宪法之外的政治习惯法》，载《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
因此，关于能否基于转致等方式将复数文本形塑成一个规范整体，宪法理论和实践并非没有争论。因此，现代宪法审查时代的宪法渊源仅指效力渊源，其等同于宪法审查依据。
这类规定虽目前有上位法的一定依据，但总的看已经不适应、不符合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精神和方向，应予适时调整。法国法律史权威比利索（Jean Brissaud）曾写道：人们常问起旧时代的法国是否存在一部宪法。
若在此基础上指摘以宪法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是狭隘的视野和方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对现实问题的探索，脱离了宪法实践，则这种不知文本而否定文本的做法就背离了基本的科学精神。由此需要区分‘制宪权和‘立法权，前者产生宪法，后者则产生普通法。第三，相关实践为消除产生误解的土壤，既未完善法律分类制度，也未明确审查依据和对象的区别，而只是在不同称谓上下功夫，[64]这种状况进一步模糊了宪法渊源理论阐释的界限。[64]为避免误解和争议，立法机关近年来逐渐抛弃宪法性法律一语，转而采用宪法相关法，但如学者所质疑，有‘宪法相关法，莫非在宪法秩序下还有‘宪法不相关法？参见张翔：《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
[62]参见姚岳绒：《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载《法学》2010年第9期。形式的封闭性是为了防止审查的恣意性，更防止宪法本身被泛化甚至倾覆。
[13]我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遵循成文宪法传统，但在1949年共同纲领时期有三大宪章的说法，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构成了我国1949年至1954年这一时期内的根本法。目前，主流观念将宪法修正案列举为仅次于宪法典的宪法渊源类型，其根本原因在于修宪的决断属性，即修宪权与制宪权一样源自政治决断性权力。
（三）审查依据、对象与程序 我国目前的宪法渊源理论存在固有的盲点和误区。彭冲副委员长和王汉斌秘书长对实行这种修宪方式作了说明。
